簽到

我有一個怪癖。飯店住房、廟裡的祈福板、朋友的生日卡,能不簽名的,我一律不簽。

真的躲不掉,我就故意寫得很醜。醜到歪掉,醜到連我自己都認不出來那是我。

朋友笑我裝神祕。我沒有解釋過,解釋了也沒有人信。

今天講完,你們自己決定,要不要跟我一樣。

先講一個我後來才懂的事。市區最貴的那種路段,要是有塊地空著十幾二十年,通常不是沒人要,是動不了。

老房子傳個兩三代,持分切到十幾個人手上,人散在好幾個國家。有人要賣,有人不肯,有人根本找不到。越貴的地,越容易這樣卡死。

所以內行人看到精華區的空樓,第一個念頭不是鬧鬼,是繼承在打架。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的。

那棟樓就在城裡最貴的一段路上。前後全是玻璃帷幕的辦公大樓,只有它是舊的。三層,灰色,窗戶全部釘了木板。

門口有封鎖線。鬆的,垂在地上,誰都跨得過去。

它值很多錢。它空了幾十年。

聽說有一年真的有建商要動它,開工沒多久就停了。為什麼停,一人一個說法,沒有一個說得完整。

白川就是被這個勾住的。他說,那種地段沒有人會讓地空著,除非空著比蓋還划算。

他跑去查產權。你猜怎麼樣?不是查不到,是資料自己在打架——登記人有三個版本,每一版都說另外兩版是假的。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你跟他說有鬼,他會笑;你跟他說數字對不上,他會失眠。

那棟樓這幾年很紅。

大概兩三年前,有部片子拿它當背景,爆了。從那之後天天有人來,白天是拍照的,晚上是探險開直播的,整條騎樓熱鬧得跟廟口夜市一樣。

封鎖線每天被重新拉好,每天又被踩下去。

我們去的那天是禮拜六下午,樓下站了三十幾個人,在排隊。

我人生排過最誠懇的一次隊,就是排進一棟鬼屋。

旁邊有人擺攤賣飲料。賣飲料的是個女生,大家叫她芹,聽說擺很久了。她動作慢,不吆喝,你走到攤子前面,她才抬頭。

我跟白川一人買一杯,我的微糖去冰。

她找錢的時候,我看到她的小指往外岔了一個不太對的角度。我當時想,做生意的手,大概都是這樣操壞的。

她跟我說,慢慢排,都排得到。

排隊是真的有人在管。一個老先生,大家叫他陳伯,一次放五個進去,前一批出來,後一批才進。沒有人派他,他就是每天下午都在。在得夠久,大家就跟著排了。

輪到我們,他抬頭。

陳伯:「幾個人?」

我說兩個。他在一本很舊的筆記本上寫了一行。

陳伯:「出來的時候,跟我講一聲。我要對數字。」

我笑出來,說阿伯你比里長還嚴謹。

他沒有笑。他把筆蓋蓋上,看著我。

陳伯:「我對了六年。六年,沒有一天對得上。」

我以為是老人家的冷笑話。就那種講完自己不笑的,你站在旁邊,不知道該不該笑。

跟我們同一批進去的,是一對情侶,一個開直播的男生,還有一個戴漁夫帽的,全程走在最後面,沒講過一句話。

裡面比我想像的乾淨。

不是有人打掃的乾淨,是東西被拿光的乾淨。沒家具,沒垃圾,連落葉都沒有。地板是水磨石,踩上去涼涼的。

一樓是個大廳,挑高,兩邊各一道樓梯往上。

然後我看到那面牆。

……

整面牆,從地板到大概兩個人高,寫滿了字。

是簽名。

一個一個的名字。麥克筆、原子筆、粉筆,密密麻麻,每個名字後面跟著一個日期。有人畫愛心,有人畫箭頭。有人寫到此一遊,有人只寫「我們四個」,連自己是誰都懶得講。

那面牆很怪。你會不自覺一直看,想在裡面找自己認識的名字。

我看得手癢,掏出筆來,想說也留一個。白川把我的手壓下去。

白川:「不要把名字,留在你不知道規則的地方。」

我把筆收起來。他站在牆前面看了很久,愈站愈近。

然後他往上指。

白川:「你看最上面那一排。」

最上面那一排,離地大概兩個半人高。那個高度一般人搆不到,要嘛站梯子,要嘛疊人。

可是那排字很整齊。不是爬上去匆匆寫的潦草,是站在平地上慢慢寫,才寫得出來的工整。

我說可能以前要拆的時候搭過鷹架,有人站在鷹架上寫的啊。

他說鷹架早就沒了,叫我看墨色。下面的名字都褪成灰的了,最上面那一排,還是黑的。

我們在裡面待了四十分鐘。二樓三樓沒什麼東西,窗全封著,光從木板縫透進來,一條一條打在地板上。

二樓樓梯口,我聞到一個味道。很淡,新麥克筆那種嗆鼻的味道。二樓的牆是空白的,那個味道就浮在樓梯中間。

然後我聽到聲音。唧——,停一下,又唧——。細細的,像筆尖壓在牆上慢慢拖。從三樓下來的。

我跟自己說,木板窗啦,熱脹冷縮,老房子都會叫。

可是那個聲音有節奏。寫一畫,停一下,再寫一畫。熱脹冷縮沒有那麼有耐心。

我們上三樓。空的。同一批的,情侶在窗縫邊自拍,開直播的對著手機講話,都看得到。

聲音停了。沒有冷風,沒有影子。之後就真的什麼都沒發生。

我後來想,這才是它最厲害的地方。它不嚇你。它讓你覺得白來一趟,然後你就會想再來一次。

出來的時候,陳伯在門口。我跟他說,我們出來了。

他劃掉一行,抬頭。

陳伯:「你們兩個,都出來了?」

我說對啊,就我們兩個。

他看著我後面。看了大概三秒。

然後低頭,繼續寫。

我那時候想,老人家眼神不好,大概是在看下一批吧。

那三秒,我現在想起來,還是會起雞皮疙瘩。

白川那天晚上開始拍照。

不是留念。他把那面牆分成十二個區塊,每天下午去拍一輪,回家一格一格對。

我勸不動他。他只講過一件跟牆無關的事。他說排隊的人天天在換,只有一頂漁夫帽,天天都在。

第三天晚上,他把兩張照片並排放在螢幕上,叫我過去看。

白川:「第七區,多了十四個名字。」

我說,啊不就這三天進去的人寫的?

他說這三天進去的人,加起來一百多個,十四個算少了。然後他把圖放大。

白川:「它們不是寫在空白的地方。是擠進去的。」

那十四個名字,每一個都塞在兩個舊名字中間。字被壓得很扁,可是整整齊齊,沒有一個歪掉。

一公分寬的縫,塞進去三個字,還不碰到上下的字。你自己蹲在牆邊拿麥克筆試試看?

我那天晚上沒睡好。

隔天下午,我自己去找陳伯。

他正在對本子。我把白川拍到的東西講給他聽,他沒有驚訝,也沒有問,就把本子推過來。

很厚一本,紙都翻軟了。每一行,前面一個日期,後面兩個數字:進去幾個,出來幾個。

我翻了二十幾頁。

……

每一頁,出來的都比進去的少。

不多。一天少一個,有時候兩天少一個。

我說不可能啊,少了人,會有人報警吧?

他說報過。警察來過,查過,調了監視器,問了附近的店,做了紀錄。每一次的結論都一樣:沒有人失蹤。

我說怎麼可能。

陳伯:「沒有人來報,說誰不見了。」

他說,少掉的那個,家人不會找他,公司不會找他,手機不會有人打。

因為那個人,本來就不存在。

我腦子當機了幾秒。我問他,那你這六年,到底在數什麼?

他把本子收回去,蓋好。

陳伯:「我在數多出來的那個。」

回家的路上,我才想通。

如果出來的永遠比進去的少,而世界上沒有少掉任何人——

那就不是有人少掉。

是有人多進去了。

一批五個裡面,有一個,不是排隊排進去的。

而他,出來了。

我把這個講給白川聽的時候,他正在對第九天的照片。

他聽完沒有反應,把螢幕轉過來,叫我自己看。

第七區,最上面那一排,新加的一行。

墨是黑的。字是那種站在平地上,慢慢寫出來的工整。

……

白川。

兩個字。後面跟著一個日期。

那個日期,是三天後。

我叫他不要再去了。他答應了,他真的沒有再去。那三天我幾乎黏著他,沒有離開他超過兩個小時。

第二天晚上,他伸手拿遙控器,我看到他右手中指的側面,有一條黑。

指節上壓出一道凹痕,凹痕裡卡著墨。握筆握很久、寫很多字,才會壓出來的那種。

我問他今天寫了什麼。他愣住,盯著自己的手指看了很久,說他今天連筆都沒摸過。

他去洗手,洗得很久。出來,墨淡了,凹痕還在。

我沒有再問。我不敢問,因為白川寫字,用的是左手。

第三天過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們鬆了一口氣,那天晚上還開了一瓶酒。

第四天早上,他去上班。一切正常。

上個月,我自己去了一趟。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我跟自己講,是去確認那行字還在不在。

樓下站了四十幾個人,生意更好了,飲料變成兩攤。芹還在。我人還在對面等紅燈,她就低下頭開始做了。我走到攤子前,杯子剛好封膜,遞過來。

芹:「微糖去冰,對不對?」

我說對,謝謝。她說慢慢逛,不趕。

陳伯不在。管排隊的換成一個年輕人,拿手機,不拿本子。他問我幾個人,我說一個,他點頭放我進去。

他沒有記。我問他,以前有個阿伯,拿一本很舊的本子。他想了一下,說沒看過。

牆比上次滿了很多。新名字疊在舊名字上面,疊到分不出誰是誰。只有最上面那一排,再滿,都還留得出位置。

我找到第七區,抬頭。

那行字還在。白川,後面的日期,已經過去很久了。

它底下,原本是空白的。

現在有一行新的。一樣工整,一樣黑。

……

白羽。

後面沒有日期。

我出來的時候,年輕人在滑手機,沒抬頭。

我走到路口,站住,開始等。

等到那一批五個人出來。我數了,五個。

下一批,五個。

我站了整整兩個小時,站到兩攤飲料都收了。每批進去五個,出來五個,一個都沒有少。

收攤的時候,芹在數杯子。一疊一疊,慢慢數。數到最後,她停住,朝樓那邊看了一眼。

然後她多裝了一杯,放在攤車最上面,才推車走。那杯她沒有收錢,也沒有人來拿。

我那時候沒有多想,只覺得她收得真慢。

我差點當場哭出來。因為我以為,這代表結束了。

回家的路上,我才想到——

現在,沒有人在數了。

牆上,我的名字後面那格日期,到今天,應該還空著。

陳伯:「我對了六年。六年,沒有一天對得上。」

白川:「它們不是寫在空白的地方。是擠進去的。」

陳伯:「我在數多出來的那個。」

芹:「微糖去冰,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