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牌

有一件小事，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通。

我們在那個鎮上待了十一天。第一天傍晚，芹就把站房牆上那盞老手燈的玻璃擦乾淨了。

那盞燈掛在那裡三十幾年，沒有人碰過。我們也還沒說要用它。

她怎麼會知道我們用得到？

那條線廢了三十幾年。它還在跑的時候，是一條單線。

一條軌，兩個方向都要跑。你想想看，怎麼保證不會撞？

靠時刻表嗎？會誤點。靠電話嗎？會聽錯。

真正在保命的，是一塊金屬牌子。

一段路上同時只准有一列車。要進去，司機手上得有那一段的牌。

牌從一台機器裡取。取出來那一秒，另一頭那台就鎖死，你怎麼搖都吐不出第二塊。

司機拿牌進去，到那頭交給站上的人。那人把牌插回機器，兩台解鎖，下一列才進得來。

所以這套東西保護的不是車，是牌。

牌在誰手上，那一段路就在誰手上。

還有一件事我很久以後才想明白：牌沒交回去，那一段就一直算「有車」。

機器不管車在哪裡、上面的人怎麼樣了。它只認一件事——牌回來了沒有。

我怎麼會知道這些？因為我陪白川去拆過一台。

六年前的夏天。北邊那片大平原上的一個小鎮。

白川在一家收老號誌機具的公司做事。這行有市場，可是合約寫得死：機件完整，而且要能動作。動不了的只算廢銅。

軌拆光了，枕木也拆了。剩下路基——一條比田地高一點的長土堤，一路伸到看不見。

上面的草矮一截，顏色也淡，那條線還是認得出來。

鎮子很小。一條街，十九戶。

站房在鎮子邊上，木頭的。門口一支水泥柱，站牌拔了，剩兩個螺絲孔。

站房的鑰匙在一個叫芹的女人手上。房子空著，鎮上請她看。

她把窗戶一扇一扇推開，又一扇一扇關回去。我問要不要關窗。

芹:「習慣就好。」

第一晚我睡不著。

平原上的夜是真的黑。沒有路燈，沒有招牌。

十點多，我趴在窗邊往外看。

路基上有一顆光。

白的。大概一個拳頭大。離地不高，就在土堤上面一點。

它在動。往東走一段，停住，再往西走回來。

我把白川叫起來。他看了不到一分鐘就笑了。

白川:「公路。」

這個解釋站得住腳。路基那頭確實有一條公路斜斜過去，車頭燈轉彎會掃過來，遠看就像有東西在走。

我點頭，回去睡了。那時候我是真的接受了。

第二天我特地繞去那條公路看了一眼。

那條公路離路基三公里。

那台路牌機在裡間靠牆立著，到我胸口高。鑄鐵殼，上面一個玻璃罩，裡面一根直立的桿子。

白川繞著看了三圈，說這台沒有被人動過。

那天半夜，機器響了一聲。

不是鈴。是很悶的一聲，「咔」，從鑄鐵殼裡面出來。

白川說是熱脹冷縮。白天三十幾度，晚上掉到十度以下，老鐵件會叫。

我信。我小時候住鐵皮屋，半夜也是這樣叫。

第三天早上，出牌口下面的木頭托盤上有一圈水痕。

圓的。跟牌一樣大。

屋頂確實在漏。我爬上去看過，西南角一片瓦裂了。

那一圈水痕在東北角。

路基那頭第二戶住一個老先生，鎮上叫他陳伯。

我們去他那裡買雞蛋。他知道我們是來拆機器的，沒問細節。

他只講了兩句。

陳伯:「晚上不要拿白的燈照路基。紅的可以。」

我問為什麼。他把袋子換一邊拿，沒有回答。

陳伯:「還有，牌不要過夜。當天拿的，當天放回去。」

我當下差點笑出來。這位老先生把我們當小孩。

回去的路上白川說，這兩句不像迷信，像工作規定。

白川的工作分兩步：修到能動，然後把牌收齊。

為什麼要收齊？那台機器的連鎖是機械的，不是電的。

裡面一根桿子，被一組槽壓著。二十塊牌全部歸位，槽才滿，桿子才抬得起來。

少一塊，桿子壓死，整台機器就是一塊鐵。

牌是圓的，銅的，中間一個孔。三十幾年了，散在鎮上，誰家都有。

我跟白川一戶一戶去問。那個過程我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怪。不是他們藏，是太自然了。

第一戶，牌壓在醃菜缸上。第二戶，釘在門背後當門擋。第五戶，當菸灰缸墊。

沒有人問我們為什麼要。都是「哦，那個啊」，轉身去拿。

十九戶，十九塊。一戶一塊，剛好。

可是那台機器要二十塊。

這件事我拿去問芹。她那時候在幫我們曬棉被。

芹:「以前有二十戶。」

我問那一戶是搬走了嗎。

她把棉被拍了兩下，拍得很平。

芹:「沒有搬。就是沒有了。」

第六天晚上，白川拿了望遠鏡。

那顆光還是在。往東，停住，往西。

它不只是白的。

它會變。白色，慢慢轉成紅色，紅一陣子，再轉回白。

轉的過程不平滑，是一格一格的，像有人在轉一個東西。

白川把望遠鏡放下來。

白川:「老手燈的玻璃是可以轉的。轉一格紅，轉回來白。紅是停，白是可以走。」

我說，那它一直在轉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回答。他去把牆上那盞手燈拿下來。擦得很乾淨，一點灰都沒有。

他轉那個玻璃。

轉不動。卡死了，卡在白的那一格。

還有一件事我沒跟他講。

那盞燈的握把是溫的。牆上那個位置一整天曬不到。是有人剛放手、還沒散掉的那種溫度。

他那天早上碰過它。我摸到的時候是下午四點多。

第八天停電。我拿手電筒找蠟燭，光掃過去的時候，芹正好站在門口。

人被照到，眼睛會反一下光。你晚上拍照就知道，一整排人的眼睛都會亮。

她的右眼沒有亮。

我當下想的是角度：人站得斜，一隻眼睛照不到。她進來幫我點蠟燭，火柴劃一次就著。

那幾天白川睡得很沉。

他從小趴著睡，手壓在身體下面。我認識他十幾年，沒看過他換姿勢。

第九天晚上我起來喝水，看到他仰躺著。

右手伸出來放在床邊外面。手心朝上，五根指頭鬆鬆張開。

那個姿勢我認得。那是等人放東西進來的手。

我把他的手推回被子裡。他沒醒。

第十天，我一個人去找陳伯。

我把要問的話想了一路，坐下來只問出一句：那顆燈是什麼。

他沒有直接答。他先問我，你們收到幾塊牌了。

我說十九。

他點點頭，像早就知道。

他講了一段。我盡量照他的話講。

這條線廢的時候是從南往北拆，他們鎮是最後一段。

最後一班是貨車，從這裡開出去。司機照規矩取了牌，這邊就鎖上了。

車開到南邊那一站。

站沒有了。

前一天就拆完。機器抬走，人調走，房子推平，只剩兩個水泥墩。

那個人在那裡等了一夜。天亮以後他走回來，十一公里，一步一步走回來。

走到這邊，這邊的站也關了。門鎖了。

他敲門。

……

陳伯說，門裡面有人。留下來關門的那個還在清東西。

他聽見了。他沒有開。

陳伯:「交牌的時間過了，那一段就封了。這邊不能再收。規章寫的，不是他狠。」

我問後來呢。

陳伯:「牌沒有交出去，他就不能離開那一段。」

我說那都幾十年前的事了。

陳伯:「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所以他還在走。」

那天晚上我沒睡。芹講過，它一晚過去一趟。

九點多，光從東邊出來，往西走到看不見。

十點半，它從西邊回來。

我以為結束了。

十一點四十，它又從東邊出來。

那一段路，陳伯說十一公里。

第十一天，白川把機器修好了。清鏽、上油、換兩根斷彈簧。

那天下午，他把十九塊牌一塊一塊放進槽裡。

放完，他去抬那根桿子。

抬不起來。差一塊。

他坐在地上看那台機器很久。我倒水給他，他沒有喝。

白川:「它不是壞的。它在等最後一塊回來。」

我說那就報廢價賣掉回家。他說再試一晚。

那是我們在那裡的最後一晚。我大概十一點睡著。

半夜——我不知道幾點——那個聲音把我吵醒。

咔。

跟前幾晚一樣，可是這次不只一聲。接著是很輕的機械聲，齒輪咬合，桿子往上升。

我跑到裡間。

燈亮著。白川站在機器前面。

那根桿子起來了，抬到頂。

出牌口裡，有一塊牌。

第二十塊。

白川:「我沒有碰它。」

他的手還插在口袋裡。他從來不騙人。

我伸手去摸那塊牌。

溫的。

……

他沒有拿它。出了牌就要有人領，不領要註銷。他在本子上寫了幾行字。

然後他說出去一下。

白川:「我去看看它今天走到哪裡。」

他拿了牆上那盞手燈。玻璃卡在白的那一格。

門開了，又關上。

我沒有跟出去。

他走上路基，往東邊站定，把燈舉到肩膀那麼高。

那顆光停住了。

……

我留在裡間看那台機器。

桿子在最高的位置。玻璃罩裡有一個小窗，本來是黑的，這時候翻了過來。

上面兩個字：淨空。

三十幾年來第一次。那一段路，現在可以進去了。

天亮我出去找他。路基上什麼都沒有，手燈也不在。

找了四天。鎮上十九戶，一戶出一個人。

他們很認真。可是沒有一個人吃驚。

第四天下午，收購方來把機器裝箱抬走，問我要不要一起回市區。我說再等等。

那天晚上，路基上沒有燈。

我在窗邊坐到三點。整條路基跟旁邊的田一樣黑。

我這才發現，那條路基我從來沒看過它全黑。

還有一件事。那一晚街上十九戶，窗簾全部拉上了。

以前他們不拉。平原上沒有人看得到你，拉窗簾做什麼？

我要走那天早上，芹來送我，手上提著曬好的被套。

芹:「它走了。這裡以後會很安靜。」

我問她走去哪裡。

芹:「牌交出去了，就可以走了。想去哪裡都可以。」

我回市區以後沒有再碰過機器。

上個月我去郊區看一個朋友。她剛搬進一個新社區。

房子蓋好一半，路燈先立起來，底下沒有人走。

晚上我們坐在她家陽台上。

她指著遠處一條長長的黑影，說那個沒有人知道以前是什麼，建商講以後做步道。

那條黑影比旁邊的地高一點。上面的草矮一截，顏色也淡。

十點多，那上面出現一顆光。

白的。大概一個拳頭大。離地不高。

往一邊走一段，停住，再走回來。

我朋友連頭都沒有轉。她說那是保全，每天都這樣。

我問她那上面有路嗎。

她說還沒有，明年才開工。

……

我在陽台坐到十二點四十。它出來三趟。

下樓等車，經過大門的警衛室。

燈亮著，門開著，裡面沒有人。

桌上簽到簿翻開，最後一行寫六點半。

牆上一排掛鉤，三支手電筒掛在上面。白光的，警衛用的那種。

三支都在。

陳伯:「晚上不要拿白的燈照路基。紅的可以。」

白川:「紅是停，白是可以走。」

陳伯:「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所以他還在走。」

芹:「牌交出去了，就可以走了。想去哪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