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說

講這件事，我現在都會先講一句：我沒有帶走任何一件。

以前不用先講。是講完以後人家會問，問的人沒有惡意，就是好奇：那你有沒有留一件下來？

我每次都答沒有。答案沒有變過。

變的是我答之前，停多久。

我做的是失物招領。這四個字大家都聽過，可是裡面的做法跟你想的是反的。

外行人以為這行在比對長相：你掉一支黑傘，你來，我拿一支黑傘給你。不是。

外觀誰都看得到。所以規矩倒過來：你先說，我再開。

你把裡面有什麼講一遍。講對了，我才把袋子推出去。

第二條，每一件綁一張條子。條子上不寫名字，只寫什麼時候、在哪裡撿到的。

名字那一格是空的。你知道為什麼空著嗎？

因為那格要留給來領的人自己填。東西還沒有主人以前，它不該有名字。

第三條，保管期六個月，期滿轉公。轉公不是丟掉，是進總庫。

總庫沒有期限。一件東西進了總庫，它就永遠等得下去——只要有人講得出來裡面有什麼，哪一天來都可以。

第四條最麻煩。這行最難處理的不是貴重物，貴重物搶著有人領。

最難的是那種一看就知道是某個人一輩子的東西。一疊信、一副假牙、半本相簿。

沒有人會來領，可是也沒有人敢丟。

我入行第一天以為會撿到雨傘。第一件經手的是假牙，泡在一個果醬罐裡。

那天我笑了很久。後來就笑不出來了。

那是我做查領的第三年，課裡接了一個案子，不在城裡。

一個大湖邊上的鎮。那個湖冬天會結冰，結了冰以後，對岸的燈看起來比夏天近。

坡上有一棟很長的舊樓，以前收的是住得很久的人。住進去的，多半就住到最後。

停辦很多年了，地要拿去做別的。拆之前卡住一件事：閣樓裡有東西。

那不是垃圾，是別人的財產。法律上你不能丟。

找得到人的通知，找不到的公告，期滿轉公。我懂這套流程，所以他們找我。

白川跟我一起去。他做另外半邊：找人。

戶籍、地籍、教會的簿子、幾十年前的訃聞，一條線一條線接回去。

他說，東西有人領才叫東西，沒人領就只是垃圾，而他不喜歡這兩個字用在人身上。

進鎮的路上會經過一間雜貨店，門口擺一張長桌。

桌上是撿到的東西。手套、髮夾、一支拐杖、幾把鑰匙。

每一件下面壓一張紙條，寫著什麼時候、在哪裡撿到的。名字那一格空著。

我站著看了很久，久到白川回頭來找我。

我當時是覺得親切。全世界這行都差不多，一樣的表格，一樣空著的那一格。

只有一件事我沒講出來：那些紙條的字，是同一個人寫的。

最上面那張還很白。最下面那張黃到我不敢翻。

一個人寫了幾十年的紙條，他到底在等誰來？

那棟樓的閣樓要爬一段很窄的木梯，梯板中間全部凹下去。

推門之前我先聞到皮的味道。

……三百多只箱子。

木頭的、藤的、貼牛皮紙的，一排一排疊到屋脊底下。

每一只綁一張條子，上面寫著收進來的日子。

名字那一格，空的。

三百多只，一格都沒有填。

三百多個人的東西擺在這裡幾十年，怎麼會一只都沒有人來領？

我當時給自己的答案很簡單：因為會來領的人，也都不在了。

這個答案撐了大概兩個星期。

我們的做法是一箱一箱開，一項一項寫。清單一式兩份，一份留在箱子上，一份帶回來公告用。

我寫箱裡的東西，白川寫箱外的人。

第一天下午我照日期把整個閣樓走過一遍。

最裡面那排最舊，越靠門口越新。這很合理，東西是一排一排往外長的。

我要看的是最外面那一排收到哪一天為止。

那棟樓哪一年停辦，卷宗上有。最外面那幾只，比停辦晚了十四年。

我沒有多想。樓停了以後房間還要清，清出來的東西照樣得收，清個十來年不算離譜。

我照樣開，照樣寫。開到第九天，我才回頭去看那幾只的條子。

清房間清出來的東西，「在哪裡撿到的」那一格，寫的應該是房號。

那幾只寫的是山下那條路。

芹是每個星期上來擦架子的人。停辦這麼多年，那個閣樓一直有人在擦。

我問她擦給誰看，她說擦習慣了。

她提了一壺熱水上來，擺在窗台，沒有拿杯子。

芹:「擺著就好。樓裡乾。」

有一晚我們在鎮上唯一那間餐廳吃飯，我找收據，把包裡的東西全倒在桌上。

芹伸手幫我一件一件放回去。

芹:「你東西真多。」

她放得很慢。一件，一件。

她放到最後一件才笑。我那時候才看到她下面那排門牙：中間兩顆比旁邊短一截，短得很齊，像用什麼剪過的。

我想是小時候咬東西咬的。

陳伯以前在那棟樓送過煤。人很瘦，手背上有一層洗不掉的黑。

那天他在坡下修一台推車，我過去問路，他先問我在上面做什麼。

我說在點東西。

他把手上的鉗子放下。

陳伯:「你從那裡下來，手上不能是空的。」

我問為什麼。

他把鉗子撿起來，繼續修。

那之後我下樓都拿著我的筆記本。不是我信，是拿著也不費事。

白川不拿。

白羽:「你拿一下會怎樣？」

白川:「拿什麼？這裡沒有一樣東西是我的。」

第三個星期，晚上開始有聲音。

我們住鎮上的小旅館，樓下是餐廳，九點以後沒有人。

半夜我聽到樓下有人在講話。不是聊天，是報東西。

一件毛料外套，深藍，右邊袖口磨破。一雙皮鞋，鞋底補過。一個鐵盒，裡面兩張票根。

一項，一項，中間有停頓。像在等人寫。

我聽了兩三分鐘才聽出來——那是我當天下午寫的那一箱，順序一模一樣。

我伸手過去搖白川。搖了三四下，他呼吸的節奏一次都沒有變，手壓在被子下面。

隔天早上我問旅館的人，他們說樓下沒有人，鑰匙掛在櫃檯。

我跟自己說，是白川半夜起來核對，他有念出聲的習慣。

可是我搖他的時候，他的手一次都沒有動過。

第二晚又有。

那晚報的是：一支原子筆，咬過。一包面紙，拆過。一張停車票，沒用完。一支護唇膏。

那是我的包。

我起來把包扣好，放在床頭，上面壓了一本書。

有一種解釋，你想到的當下就知道它比原本更可怕，可是你還是抓著它睡著了。你懂那種嗎？

我抓的那個解釋是：芹幫我收過。她收得很慢。她記得住。

第四個星期，我拿了一張舊清單去找陳伯。

那張是箱子上本來就有的，不是我們寫的。上面只寫了三項，後面一片空白。

那張紙上的字，我在鎮口那張桌子上看過。

陳伯看了很久。

陳伯:「本人念，別人寫。念得出來的才寫得進去。」

我問，念不出來的呢？

陳伯:「空著。箱子照收。」

那寫滿的那些呢？

他沒有馬上回答。他把清單推回來，兩隻手推的，推得很平。

……

陳伯:「寫滿的，後來都走了。」

白羽:「走去哪裡？」

他站起來，說推車修好了。

那天回去，我在架子中間站了很久。

白川已經開了兩百三十幾只。他寫得很細，細到牙刷柄斷了幾公分他都寫進去。

白川:「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講得出來裡面有什麼。」

他每寫完一箱，會把整張清單小聲念一次，再翻到下一張。他說念過才不會漏。

那幾天我幫他拍身上的灰。手掌從他肩膀往下拍，兩邊各碰到一條。

不是骨頭。是一條硬的，從肩膀斜下來壓過鎖骨，鑽進衣服裡面。左邊一條，右邊一條。

我叫他把領口拉開。皮膚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

我的手放回去，那兩條還在。

他說他自己摸不到，也不痛。他說我大概是摸到襯衫的縫。

襯衫的縫不會在鎖骨上斜著走。

第二天再摸，兩條都往下移了一點，像被拉緊。

第三天是三條。多出來的那一條橫過胸口，把另外兩條壓在下面。

後來我去看了閣樓最裡面那一排。

最裡面那幾只不是提的，是背的。舊式的背箱，兩條帶子繞過肩膀，胸前再一條把它們扣起來。

那幾只箱子的皮已經硬到會裂。

只有帶子是軟的。亮的。

最後一個星期，白川說快寫完了。

白川:「再兩天。寫完我們就回去。」

那天晚上他一個人上去，說要把最後那幾只背箱開完。

他把手電筒放在第二層架子上，燈頭朝上，這樣整個屋脊都是亮的。

他先開最靠牆那一只。鎖扣鏽住了，他用膝蓋頂著箱子，兩隻手扳。

扳開的時候，他往後退了半步。

……上面那幾句，沒有人跟我講過。

那一段我不在場。我在房間裡等，窗子朝著坡，坡上一直是黑的。

天亮以後鎮上的人上去，閣樓的門開著，手電筒還亮著，放在第二層架子上，燈頭朝上。

最靠牆那一只背箱是開的。

裡面空的。

找了十一天。坡上、樓裡、湖岸都走過。第十二天，他們把梯口用板子封起來。

案子還是要結。公告貼滿六個月，沒有人來。

三百二十六只，一只都沒有領走，全部期滿轉公，進總庫。

白川留在現場的隨身袋子，照規矩也要辦同一套。

那張單子我自己寫，我不肯給別人寫。

一件外套。一支手機。一副老花眼鏡。四把鑰匙。一包喉糖。

寫到一半有人叫我出去簽一份東西，回來以後我把剩下的補完。

封袋，蓋章，上架。

那之後過了七年。

前幾天，有人來櫃檯。

規矩你已經知道了：你先說，我再開。

他從第一項開始講。一件外套，毛的，深藍。一支手機，螢幕右上角一條裂。一副老花眼鏡，鏡腳纏過膠帶。

……四把鑰匙。

一包喉糖，開過。

一項不差。連順序都一樣。

我們這行沒有簽名這回事。名字要留給主人自己說，他沒有說，我也不能問。

我把袋子從架上拿下來，推出去。

他沒有打開來對。

他把袋子夾在腋下，推開玻璃門走了。外面在下雨，他沒有停。

單子上第三項寫的是四把鑰匙。

袋子裡從頭到尾就是三把。家裡的、車的、工作室的，是我親手放進去的。

第四把，是我那天被叫出去以後，回來憑印象補上的。

我想他每天上那棟樓，身上一定有那棟樓的鑰匙。

那棟樓沒有鎖。

我這串鑰匙上，有一把黃銅的。齒很淺，磨得很亮。

家裡的門、工作室的門、車，我一把一把試過。

它不開任何一道。

那天我從樓裡下來，手上有東西。

我以為那是我的筆記本。

筆記本在我包裡。

陳伯:「你從那裡下來，手上不能是空的。」

白川:「拿什麼？這裡沒有一樣東西是我的。」

陳伯:「寫滿的，後來都走了。」

芹:「你東西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