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個人的合照
我家書櫃最下面那一格,收著一個餅乾鐵盒。盒子上印的那個餅乾牌子,現在早就沒有了。
鐵盒裡有一張照片。八個人,站在一個院子裡,每個人都在笑。
它回到我手上,才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我每天晚上把它拿出來,從左邊數到右邊,數完才睡得著。
到目前為止,每次都是八個。
先講一下這種照片是怎麼來的。以前的傻瓜相機,裝底片那種,一捲二十七張,按一下就是錢,所以我們拍照前都要先開會,喬位置喬老半天。晚上拍照全靠閃光燈,那種閃光燈,有效距離大概就兩三公尺,人站遠一點就黑掉,背景更不用講,整片黑,黑得像後面沒有東西。
而且底片有一個特性:洗出來之前,沒有人知道自己拍到了什麼。
這句話你先記著。
接下來這件事,是我自己的事。大概十幾年前,我還在讀高中的時候。
我們鎮的後山有一棟紅磚屋。從馬路彎進去,一段上坡,沒有路燈。
紅磚是真的紅磚,不是貼皮的。兩層樓,屋角有圓柱,二樓一圈陽台,欄杆斷了一半。窗子全部釘了木板,木板也爛了,從縫看進去,裡面是黑的。
鎮上的講法是,很久以前一個做生意的人蓋的。後來打仗,房子被軍隊徵走一段時間。再後來,屋主死在裡面。
軍隊在裡面做了什麼?
老人講到這裡就會停下來。不是不知道,是不講。我那時候只覺得大人小氣,現在才懂,那個停頓本身就是答案,只是他們不打算讓小孩拿到答案。
我們那個年紀,這種房子就等於邀請函。膽子是拿來換面子的,誰先說不敢,誰就請全部人喝飲料——啊就,沒有一個人想當請客的那個。
一共八個人。我、白川,還有同一屆的六個。其中一個叫芹,那年剛轉學過來,話不多,跟誰都不熟。她怎麼會跟來,是誰約她的,我到現在想不起來。
出發前,我在巷口碰到陳伯。他坐在門口剝花生。他問我們要去哪,我說上山走走。
他沒有抬頭。
陳伯:「幾個人去?」
我說八個。
陳伯:「那就八個回來。」
我笑說當然啊,難不成還會弄丟一個?
陳伯:「我不是在祝福你。我是在提醒你——回來的時候要數。」
上山的時候,八個人一路吵。你推我,我推你,蟲叫得滿山都是。
走到一半,蟲聲停了。不是慢慢變小,是像關掉開關,整座山同時安靜。
有人說我們太吵,蟲被吵到不叫了。大家都點頭。這個解釋很順,順到沒有人再提。
進去不難。屋子後面一道矮牆塌了,跨過去就是院子。院子的草長到膝蓋,我們一個拉一個,還有人差點摔進排水溝。
一樓一個大廳,天花板高到手電筒照不到頂。地上全是碎磚跟落葉,踩上去嘎吱嘎吱。
怪的是,我們八張嘴一路吵上山,一進那個廳,聲音就矮掉了。不是我們自己安靜下來,是聲音像被地板吸走。
白川對著天花板喊了一聲,想聽回音。
沒有。
他愣了一下,又喊一次。還是沒有。
有人笑他發神經,說天花板那麼高,聲音散掉很正常啦。
蟲那一次,全部人都點頭。這一次,點頭的人少了一半。白川沒有笑。他站在原地,看著天花板看了很久。
白川:「一個空的廳,不會沒有回音。要沒有回音,裡面得塞滿東西。」
我們拿手電筒掃了一圈。廳是空的,什麼都沒有。
那他說的東西,塞在哪裡?
沒有人接話。我們上了二樓。
二樓比一樓破,地板塌了幾塊,我們貼著牆走。
走廊最底有一間房,門還在,關著。
整棟樓,窗戶全破、門全歪,就只有那一扇門,好好地關著。你說怪不怪?
白川去推。推不開,但不是鎖住,是被什麼卡住。他用肩膀撞,撞開了。
裡面什麼都沒有。
地板乾淨得不合理。整棟樓都是碎磚落葉,只有那一間,地板是空的、平的,像有人天天掃。
還有一個味道。很淡,像曬過太陽的棉被。
有人小聲說,可能有遊民住過吧。
沒有人接。遊民會把地板掃成這樣?會把棉被拿去曬?這一次,連講的人自己都不信。
我們擠在門口,站了大概十秒,沒有人講話。
然後手電筒的光掃過地板。
……
八個人的影子,全部朝著同一個方向。
朝著房間裡面。
手電筒在我手上。我站在門口。光是從門口打進去的。
影子應該朝外。
再來我記得的就是零碎的了。有人尖叫,所有人往樓下衝。樓梯很窄,我被推去撞牆,膝蓋擦破一大塊。黑成那樣,誰也看不見誰,這件事我後來沒跟任何人講,回家自己上藥。
我們在院子裡集合。有人在喘,有人在哭。
白川只說了一個字。
白川:「數。」
我們數了。
八個。我、白川、芹,還有五個。
八個,沒錯。
有人笑出來,嚇壞了之後的那種笑。大家互相拍肩膀,說剛剛那是什麼啦,一定是手電筒的角度啦,光打斜了啦。
講角度的那個人,越講越小聲。沒有人問他為什麼,也沒有人提議上去再照一次看看。
八個人都同意那是角度的問題。八個人都沒有再上去過。
你看,人就是這樣。只要數字對了,天大的事都能笑著下山。
我們一路講話講得很大聲,大聲到有點假。
過了大概兩個禮拜,白川開始量影子。
他買了一支很便宜的量角器,放在鉛筆盒裡。教室、操場、騎樓,看到人就偷偷量,量完低頭記。
我說你這樣很怪。他說他知道。
他跟我說,太陽的角度是固定的。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所有人的影子應該朝同一個方向,誤差不會超過一兩度。
我說這不是廢話嗎?
他把筆記本翻給我看。一整排數字,大部分是同一個角度,正負一度以內。
有六個不是。
白川:「這六個,差了七到十二度。而且全部往同一邊偏。」
我問他那六個是誰。他不講,把筆記本收起來。
他也量過我。量了兩次。我的沒問題。
那六個裡面有芹。這是我自己發現的。
有天下午,她站在走廊窗邊,太陽斜著照進來。我看了很久。
她的影子偏得不多,不注意根本看不出來。可是你一旦知道要看什麼,就藏不住了——她的影子指的方向,跟走廊上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而且不是亂指。
我後來對著鎮上的地圖比過。
……
朝著後山。
我去堵她。
現在想起來,不知道那時候哪來的膽子。我在她放學走的那條路上等,直接問她,那天在紅磚屋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停下來,很認真地聽我講完。聽的時候,她的頭慢慢歪過去,歪到一個一般人不會停的角度,就停在那裡。
她站得很近。她身上有一個很淡的味道,我當下想不起來在哪裡聞過。
她開口的第一句,不是回答我。
芹:「膝蓋好了嗎?」
我說好了。
芹:「你知道我轉學前住哪裡嗎?」
我說不知道。
芹:「我也不知道。」
她講得很平,像在講今天幾度。
她說她有記憶。記得爸媽,記得以前的學校,記得為什麼搬家。可是那些記憶沒有味道,也沒有溫度,像是別人講給她聽的。
我說那你去查啊。
她笑了。
芹:「查到了要幹嘛呢。原來那個人,也不會回來了。」
芹:「而且你不覺得嗎?其實沒有差。大家都沒有發現。」
然後她提醒我天要黑了,叫我早點回家。她說,今天先不要走山邊那條,繞馬路,慢十分鐘而已。
我把這些全部講給白川聽。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做了一件我以為他絕對不會做的事。
他把量角器丟了。
我問他為什麼,你不是要查到底嗎?
白川:「因為我算過了。」
白川:「那天進去八個,出來八個。數字是對的。」
白川:「可是我們數的是人數。我們沒有數,是誰。」
那之後,我們就沒有再提這件事。
高中畢業、讀書、工作,我跟白川在一起了。芹斷了聯絡。那六個人裡有兩個搬走,剩下的都還在鎮上,過得很正常。
有一個在市場賣菜。我回鎮上看我媽,去跟他買過幾次。每一次,他都多塞一把蔥給我,笑著說同一句話:自己種的。
十幾年,每一次都是蔥。每一次都是那四個字。
日子久了,連我都會覺得,搞不好真的只是手電筒的角度。
十幾年就這樣過去。
上個月,我媽整理老家,翻出那個餅乾鐵盒,裡面全是我高中的東西。盒子我帶了回來,就是現在放在書櫃的那一個。
那張照片就在裡面。邊邊黃了,有一個角摺過。那天下山之前,在院子裡拍的。
我跟你說,我完全忘記我們有拍過照。
閃光燈很強,前面的人亮得發白,後面的紅磚屋整個沉在黑裡,黑得像後面沒有東西。
八個人。
我一個一個指過去,對名字。我、白川、芹,還有五個。
八個,沒錯。
我把照片拿給白川看。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睡著了。
然後他問了我一句。
……
白川:「拍照的人呢?」
那台相機是誰的,我們都記得。按快門的人是誰,我們也應該要記得。
八個人上山。照片裡,八個人。
那快門是誰按的?
我坐在沙發上,把照片翻過來、翻過去,一直想陳伯那句話。回來的時候要數。
我一直以為,他是怕我們少了一個。
他不是。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那個房間。
不是想那天發生了什麼——那個我一直記得。
我想起來的,是更前面一點的東西。
我站在門外。手電筒在我手上。我看著地上八個影子,全部朝著裡面。
然後有人尖叫。
然後,我人在樓梯上。
……
中間那一段,從「我在門外」到「我在樓梯上」,沒有了。
我不記得我是怎麼轉身的。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走進去。
這件事我沒有告訴白川,也不打算告訴他。
他這幾年過得很好。他不量東西了,他睡得很沉,他不做夢。
而且我對他很好。我知道他愛吃什麼,我知道他哪一年膝蓋受過傷,我知道他小時候養過一隻叫小黑的狗。
我全部都知道。
只是那些記憶,沒有味道,也沒有溫度。
前幾天下午,我在陽台收衣服。太陽很好,影子拉得很長。
我站了一下,看著地上。
然後我把腳挪了一點,讓影子轉回去,跟旁邊那盆植物的影子對齊。
這件事,我做了很多年了。
已經很習慣了。
---> 陳伯:「我不是在祝福你。我是在提醒你——回來的時候要數。」> 白川:「一個空的廳,不會沒有回音。要沒有回音,裡面得塞滿東西。」> 芹:「查到了要幹嘛呢。原來那個人,也不會回來了。」> 白川:「可是我們數的是人數。我們沒有數,是誰。」
吸收:荒廢紅磚古宅、戰時被軍隊徵用的傳聞、青少年集體探險、其中一人於屋內失控需多人制伏
移除:真實建物名與街名門牌、屋主姓名、建成與死亡年份、戰時暴行的具體指涉與受害族群、報載當事人資訊、警方處置細節